记者其实是用自己的世界观来理解采访对象,某种程度上说,采访对象是他人酒杯,文字是自己胸中块垒,所以人物采访,必定有采访者自己人生幻象折射里面。关于汪峰亲自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时旸致电,要求修改稿子和标题,被记者书面“约谈”的新闻,其实也蛮好理解的,“勇敢的心”“生有所求”,这就是成功学的核心焦虑。

传说中汪峰一直是亲自改定通稿的,跟他自己是创作型歌手有关吧。汪峰团队的通稿拿出来,的确比其他明星要人文情怀梦想旖旎得多。不管怎么说,商业价值高企的摇滚歌星,也是摇滚,有强调精神世界的永恒背书。汪峰对文字比较敏感和挑剔,谁写的都不如自家的通稿窝心。加上红了之后,被媒体惯到认为标题内容都要和他商量。痛心疾首后悔没签协议的汪峰,梦想导师附体地对记者说,“我比你大几岁,希望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在你今后的生活中哪怕有一点点帮助就好。”在杨时旸条分缕析的信中,匪夷所思的编采关系,其实就是客大欺店的潜规则,不然汪峰不会这么理所当然。

记得今年3月份政协委员陈道明席地而坐给新华社记者改稿的新闻吧,那篇东西写得七情上面,好歹也是高大上两会新闻,如此出戏相当怪异。很多记者在大明星面前,都是这么公私不分,瞬间粉丝见偶像小鹿乱撞,低到尘埃里,忘了自己的职业身份和公正立场。

我总是相信,人蹲下是为了站起来,委曲求全,失去自我,过度谄媚定会集聚成恶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多少没底线奉承和迎合,就有多少不善意口水和吐槽……说到底,你有金钱和地位,记者不就一个键盘吗?真的对峙起来,谁更怕失去,谁更输不起呢?不是一穷二白的记者吧!就算你控制得了多数媒体,你管得住铺天盖地的自媒体吗?所有不平等关系都是不健康的,包括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就像杨时旸对汪峰说的,“我个人对你很尊重,大多数人看到的汪峰都只是打牌、逛街和绯闻,而我知道,你创作和排练时职业化的态度。在饭桌上,总有人问我关于你的八卦。我每次都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老汪是个非常职业化的歌手,从这一点上,他值的尊重。’相比而言,那些在文章中赞颂你的人,在私下如何诋毁你,我是见过的。”杨记者的人物稿中,对汪峰的努力和职业化的确是相当正面认可的,他对于汪峰符号剖析,也是本分。

再说改稿,多年前我采访过一个娱乐、体育、地产跨界大佬。写完我问大佬,要不要看下稿子?大佬说,不看。话都是我说的,那种现场的,不假思索的本能对答,是最真实的态度和观点。从采访沟通观察,我相信你的文字表达应该不会离谱。如果你给我看,我肯定会这改改,那改改,改出来的情绪,是修正的,美化过的,文过饰非,文章就不纯粹了,这对你不公平。我说我也不是所有的稿子都给采访对象看,这篇想让你看下,主要因为没用录音笔,稿子里涉及很多时间点和我不熟悉的术语,怕有什么不准确,见报白纸黑字怪遗憾的。大佬说,好吧,那我看看。看完发回来的稿子,有好多修改,修改的地方坦然用了红色挺扎眼,除了勘误,的确有些语气和提法上的倾向性修饰和维护。大佬自嘲说,你让我看,我就没办法不改。

这一次碰撞,非常感慨。我的意思是,有些东西就是不能过线,过了线人性难违。即便主观上知道道理所在的人,也不要跨线,跨线等于陷人于不义。

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确像杨时旸对汪峰说的那样,“我从不觉得人物报道可以穷尽一个人的真相,而且,最令人无助的是,人,有真相吗?”这句话不能同意更多。做人物采访,比做其他新闻都有意思,人是万物之灵,即使是事件新闻,能采访到人,其实就是接近了新闻所能抵达的本质了。但是记忆都有选择,何况语言交流。想凭借一两个小时的对话,描摹和还原出一个真实的人,基本不可能。首先被采访者的表达上,可能就是修饰过的;另外,记者文字功力和感悟能力不同,好记者也是双面剑,越是表达能力强,笔端指向如果不是采访对象想表达的方向,越让采访对象感觉刺目。

很典型的案例在杨时旸所写《韩寒是中国的幻象 郭敬明是中国的真相》中写到,“韩寒一直把自己打扮成雄性动物,不掩饰但不下流地泡妞、狂热地热爱赛车,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风流的、个性的、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的侠客形象,但没人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他自己有意构建的形象工程还是真就如此。而与他相对,小四一直以一种阴性的形象出现。他不嚣张、不指摘,毫无攻击性,用感性的文字表达青少年特有的忧伤。他们的公共形象构建得如此分明,从此开始吸引了不同的消费者。他们都应该感谢对方,各自无意中成就了中国文化领域的蓝海战略而不是针对同样的受众相互厮杀。”这样的表达,无论是韩寒还是郭小四,看着都爽不到哪儿去。

本人职业生涯中,也采访过很多人,感触就是,记者其实是用自己的世界观来理解采访对象,某种程度上说,采访对象是他人酒杯,文字是自己胸中块垒,所以人物采访,必定有采访者自己人生幻象折射里面。某种程度上说,“客观”二字,在被采访的粉饰表达与采访者的主观判断下,只能当成一个行为艺术来看。有时候宾主尽欢,吻合度高,是双方的三观趋同在前。不止一个明星说过,完全不认识记者笔下的自己。这个事,责任也是双方的,你给记者描绘的,是想成为的那个自己,而记者写的,是心目中的你。

在这个前提下,杨时旸那句“我需要对我文章里的内容负责,你对你受访时的言论负责。我为读者服务,并不为你服务”是正解。既然接受了采访,就要有照哈哈镜的胸怀。在没有真相标准的情况下,人物报道对人物的还原、提炼的优劣,取决于从业者的笔力和被采访者本身的矿藏品质。旗鼓相当的时候,后者心态和胸怀尤其起决定作用。

杨时旸说,“娱乐圈的残酷在于,你是否深陷绯闻和八卦,是否能被公众戏谑与消费,都有高企的门槛和严苛的准入资格,艺人们纷纷经过不懈的努力把自己送入一个个舆论的靶环。”看过一个报道,大致说英国当红明星周期是两年,美国是五年,中国因为人口众多,周期相对长一些。明星一般都会因为负面从波峰跌入波谷,能东山再起的很少。这就是人红是非多的最具体图说吧。所以杨记者对老汪说,看淡一点吧,也是吃得咸鱼抵得渴的书面版本。话不糙理也不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